溯江而上，故事却并不相同。两支从东方起航的军队，都把目光投向了巴蜀：一支是东吴，在偷袭荆州、又在夷陵之战击退刘备之后，眼看天险在握，却最终未能一鼓作气灭蜀；另一支是东晋的桓温，他在朝廷不给粮、不派援的情况下，执掌荆州之兵直指成都，347年成汉覆亡。河山未改，时局已非，差别就出在“北方会不会捅刀子”、西川内部稳不稳，以及出兵者有没有把握住那短暂的命运窗口。

北方的风声：曹魏之稳与后赵之乱

东吴为什么不敢继续西上？原因一言以蔽之：背后站着的，是一台运转有序的战争机器——曹魏。曹操、曹丕、曹睿三代接续，虽不至于风平浪静，但总体秩序稳定。合肥、襄阳两处要害，仿佛两只钳子，随时可以从长江下游与汉水上游收拢，迫使东吴一旦重兵入峡，就可能腹背受敌。吴蜀之间的任何大动作，都会引起北方这头巨兽的侧击，这在夷陵之后尤为明显，东吴即便挫败刘备，也不敢放胆挥师入川。

桓温的年代，北面不是曹魏，而是后赵。这是另一个世界。333年，后赵的缔造者石勒去世，其子石弘即位，任义兄石虎为丞相，封魏王、大单于。次年十月，石弘惊惶渡日，竟持玺绶向石虎禅位，石虎随即以“居摄赵天王”的名义专权，废石弘为海阳王并杀之，又诛灭石弘母程氏、及石弘之弟秦王石宏、南阳王石恢。至335年，石虎迁都邺城（今河北邯郸临漳一带），成为后赵新主。

石虎是那种能把秩序碾作齑粉的人。他实行“胡汉分治”，不许称“胡人”，自称羯人为国人、称汉人为赵人，还特设门臣祭酒等官来管理羯人诉讼，实质纵容羯人压迫异族。这样一种分裂的统治结构，本身就孕育着崩坏。桓温西征之际，离石虎去世只剩两三年，冉闵的崛起已在地平线之上，后赵距离覆亡也不过五六年。北方这个潜在的巨大威胁，已是气息紊乱、剑拔弩张，却难以腾出手来对江南进行一次有组织的南下。换作曹魏的年代，吴军向西一步，北方立刻南下两步；到了桓温手里，他恰恰押中了对方的虚弱时刻，“兵者，诡道也”，时势本身就给他打开了门缝。

目标的差异：安定的蜀汉与内耗的成汉

从地图上蜀汉与成汉都据成都而治，控制四川盆地，差别只是成汉少了西北武都等地（仇池）这样的外廓。可地图上看不见的，是政治体温。

蜀汉的统治脉搏相当平稳。221年，刘备以汉室宗亲自居，在成都称帝，国号仍为“汉”，与曹魏并立。这个政权自刘备过渡到刘禅，几乎不露涟漪。刘备在登上汉中王之后，先剪除了养子刘封，以此扫清了对刘禅继位的最后障碍。这种未雨绸缪，使得蜀汉内部的正统认知几乎没有疑义。刘备自称汉高祖刘邦十五世孙、中山靖王刘胜十二世孙，他要做的是“匡扶汉室”，这在名分上很容易获得认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蜀汉的“名”相对端正。至263年，司马昭调集征西将军邓艾、中护军诸葛绪、镇西将军锺会三路南下，卫将军诸葛瞻（诸葛亮之长子）战死，刘禅举朝出降，蜀汉覆灭。这个国家从221年到263年，立国四十二年、建都成都四十二年，真正把内部的矛盾压得很低。

成汉则不同。304年，李雄攻下成都，先称王，国号“成”。但自李雄之后，成汉的君位一直像无主之物，在亲族之间颠来倒去。短短十三年里，从李雄去世到亡国前，先后出现李班、李期、李寿、李势四位皇帝。338年，李特之弟李骧的儿子李寿杀掉堂弟李期，自立为帝，并把国号从“成”改为“汉”。这一连串的血腥夺位与改号，撕开了政权合法性的外衣。成汉的上层社会由氐族贵族与本地豪强拼合而成，彼此之间既互相利用又互相掣肘；蜀汉的台阶上则更多是外来士族与本地豪族结盟，名分统一，利益可协调。成汉名号虽改为“汉”，却不等于拥有汉室的法理光环，当外部强力介入，原本纠结的内部板块就瞬间错动，断裂面一条条被撕开。

同一条江，不同的门闩

从长江东上进入三峡，是同一道路，却有不同的关门人。对于东吴而言，三峡之外，合肥与襄阳像永不闭眼的哨兵。吴军若大举西上，曹魏就会从这两处策应南下；而吴国后方的江东、江汉不得不保持大量兵力，既牵制了入川的兵源，也割裂了后勤线。夷陵一战，孙吴挡住了刘备，赢下的是喘息，并非通途。

桓温处境表面也险：东晋内部四分五裂，背后还站着一个看似强横的后赵。可他的手里握有钥匙。他被拜为安西将军，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领护南蛮校尉、兼任荆州刺史。这一长串头衔意味着什么？安西将军是镇压、经略西方的枢纽职位；“都督六州诸军事”给他跨区调兵权；“护南蛮”则让他能调动、安抚荆梁间少数族群；荆州刺史更是直接控制长江中游的门户。朝廷没有拨给他足够的粮草辎重，援军也无从谈起，连他帐下的将领们都觉得兵力处劣势、入川恐成绝地。然而在北方后赵将乱未乱、羯汉相轧的空隙里，他的战略组合拳反倒成立：后方的大敌顾自流血，长江中游的把手在他掌心，西上的后勤虽然吃紧，但能咬牙维持。他成了可以冒险的人。

出兵者的性格与算计

比较东吴与桓温，还得看握舵者的心态。东吴“偷袭荆州”有过一番凌厉，但夷陵大胜之后，战略视野仍被北方威胁牵住。吴国需要的是稳定边境、恢复生产，以抵御可能到来的魏军夹击；若冒然入川，等于让曹魏逮到“合肥、襄阳两点齐发”的机会。孙吴将帅并非没有西征的雄心，而是没有把握住北方“松动档”的时间窗口——事实上，曹魏始终比较稳健，这个窗口几乎不存在。

桓温恰好相反。他的权力来自军府而非台阁，朝廷对他的西征并不支持；与其说朝廷“默许”，不如说“无力约束”。他必须以战功换取政治资本，才能在东晋复杂的权利棋盘上占一席之地。正因如此，当部下对兵力与补给忧心忡忡时，他看的是敌人的紊乱、路线的必争、胜利的政治价值。后赵的动荡给了他勇气，荆州的控制给了他杠杆，这种“逆势中的顺势”，决定了他要走的路。

两种西川的终局

把长镜头拉回成都盆地，能更清楚地看到命运各自的轨迹。蜀汉在221年立国，“汉”的名号一以贯之，直到263年，司马昭布下三路大网：征西将军邓艾奇袭、镇西将军锺会压境、中护军诸葛绪策应。卫将军诸葛瞻以身殉职，刘禅开城出降，四十二年成都王气尽收。蜀汉的败亡来自国力的衰弱与北方新贵的强攻，不是内部的自溃。

成汉则在304年占成都称王，国号“成”，到347年，桓温兵破成都，李势先逃至葭萌，后出降，政权灭绝。这个政权也在成都呆了四十三年，却因为长期的夺嫡与合法性争执，把根基耗成了沙堆。李班、李期、李寿、李势四位皇帝的更替，尤其是338年李寿弑堂弟李期并改国号为“汉”的一幕，为终局埋下阴影。桓温只是抓住了这片摇晃地基最脆的一刻。

合法性的底色

正统性不仅是文告上的字，更是士人心中的秤。蜀汉的上层结构是“外来士族+本地豪族”的联姻，刘备借宗亲血统与“中兴之名”把诸葛亮、法正、蒋琬这些外来与本地力量捏在一处。相较之下，成汉的顶层拼图是氐族与蜀地豪强，天然存在分割线。石虎“胡汉分治”的姿态在北方撕开了社会层面，而成汉内部的“氐蜀之别”则在盆地里累积裂缝。当桓温叩关，外力的震动就顺着这些裂缝传导，瓦解来得比想象中快。

制度的几句闲话

顺带说一句军政制度。安西将军是晋代“边方四安”之一，掌一方兵马、秉一面战略。“都督某州诸军事”是跨区域作战的许可，“持节”则有独立使用兵权与安抚军政的象征。护南蛮校尉不仅是武职，也承担与地方少数族群交涉的文职功能。桓温一人兼摄此数职，意味着他在荆、司、雍、益、梁、宁六州可以调度军粮与人心，这是入川之战的政治保障。

再看“胡汉分治”。石虎要求称羯人为“国人”、汉人为“赵人”，并专项设置门臣祭酒处理羯人的诉讼，这类制度化的族群区隔，短期内可能服务于强人统治，但长期看强化了社会裂痕，削弱了国家面对外敌时的动员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后赵在石虎末年显得强而不稳，冉闵的崛起如火星落在干草上，一点就着。

回看两条时间线

如果把两条历史线并置，会发现它们在成都交错，却因背景不同而走向不同。蜀汉从221年成都称帝，到263年三路伐蜀而亡，四十二年一线贯穿；成汉从304年李雄称王建“成”，到347年桓温破成都、李势奔葭萌后降，四十三年恰成对照。一个在稳定中终为强敌所吞，一个在动荡中被积弱所击。

而桓温之所以能“以荆州兵灭成汉”，并不取决于东晋这面旗帜多么整齐，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个人握有荆州、兼摄六州诸军事与护南蛮之权，又恰逢后赵内外失衡，才使“无粮无援”的征西成为可能。东吴之所以不能在夷陵后灭蜀，是因为北方的曹魏太稳，合肥与襄阳这两把刀始终横在颈上，吴人不能不回首以顾。

这两段历史隔着百年，却像两面镜子，照出“敌情、内政、将略”三者互动的铁则：没有可靠的北方制衡，长江上游的战争就难以拿下决定性胜利；没有内部的正统和谐，成都的城墙就会在外力与内耗之间松动；没有把握时机的将帅，所有地利与人心只能躺在地图上。桓温的成败，东吴的迟疑，皆在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