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元盛世，光耀千秋。

提起这个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时代，人们总会想起唐玄宗李隆基的雄才大略，想起李白杜甫的锦绣诗篇，想起万国来朝的恢弘气象。

然而，在这个盛世华章之下，一位来自帝国最南端瘴疠之地的寒门子弟，以其卓越的才华和耿直的品格，登上了帝国权力的顶峰，成为“开元最后一位贤相”。

他，就是张九龄。

张九龄（678年—740年），字子寿，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

他的出身，在当时堪称“卑微”。

唐代虽行科举，但门阀观念根深蒂固，政治资源长期被关陇、山东等世家大族垄断。

岭南，在唐人眼中是烟瘴弥漫、文化落后的化外之地。

张九龄的家族虽为地方小吏，但绝非显赫。

然而，正是科举制度这道并不完全公平，却相对开放的窄门，为这位岭南才俊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契机。

少年张九龄就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史载他七岁能文，十三岁上书广州刺史王方庆，其文采见识令这位见过世面的高官惊叹，预言“此子必能致远”。

这绝非溢美之词。

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二十五岁的张九龄进士及第。

这个功名本身已是寒门子弟的巨大成功，但其含金量在当时可能还不足以让他立即跻身权力核心。

他最初担任的校书郎、左拾遗等职，品阶不高，却给了他近距离观察帝国运行、磨砺政治才干的机会。

这段经历至关重要，它让张九龄没有因出身而自卑，反而更深刻地理解了底层吏治和民生疾苦，为其日后务实、重民的执政风格埋下了种子。

他的崛起，本身就是对僵化门第观念的一次有力冲击，也证明了盛唐前期社会流动性的活力。

张九龄的政治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他性格耿介，直言敢谏，曾因得罪权贵被外放。

但金子总会发光。

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在名相韩休的力荐下，年近六旬的张九龄被唐玄宗任命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正式进入宰相班子，次年升任中书令（首席宰相），达到人生巅峰。

作为宰相，张九龄的施政体现了鲜明的“贤相”特质：

选贤任能，唯才是举：

他深知吏治是国家根本，力主“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强调官员需有地方历练经验。

他慧眼识人，提拔了虽出身寒微但刚正不阿的周子谅，更是不拘一格，大胆举荐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剑客”王维（后成为著名诗人）。

其选人标准重德行、重才干，对抑制当时开始抬头的裙带之风起到了关键作用。

重视农桑，体恤民力：

他多次上书劝谏玄宗节制奢靡，减轻百姓赋税徭役。

开元盛世虽富庶，但张九龄清醒地认识到，国力的根基在于小农经济的稳定。

他的政策体现了难得的民本思想。

直言极谏，守正不阿：

这是张九龄最耀眼的品格。

面对日益骄矜、追求享乐的玄宗，他敢于犯颜直谏。

最著名的例子是反对任命边将牛仙客为尚书。

他认为牛仙客出身胥吏（基层小吏），学识不足，难当大任。

更关键的是，他敏锐察觉到玄宗提拔边将背后的危险倾向——打破“出将入相”的惯例，可能导致武将专权。

为此，他不惜在廷争中说出“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这样尖锐的话，并引用“陛下必用仙客，臣亦耻之”的古训，以辞职相争。

其风骨，凛然如松。

他还曾借玄宗生日（千秋节）进献《千秋金鉴录》，以历史兴亡为镜，直言规谏，用心良苦。

他的存在，如同一根定海神针，维系着开元盛世最后一段政治清明、制度运行的优良时期。

史家普遍认为，张九龄在相位期间，是开元盛世政治最为清明的阶段之一。

张九龄的刚直，终究敌不过人性的弱点与权力的侵蚀。

他的政敌，正是以“口有蜜，腹有剑”著称的李林甫。

李林甫善于揣摩上意，曲意逢迎，深得晚年追求享乐、厌烦谏诤的玄宗欢心。

张九龄反对牛仙客一事，成为李林甫攻击他的绝佳机会。

李林甫私下对玄宗说：“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这句话精准击中了玄宗日益膨胀的皇权独断心理。

开元二十四年（736年），在数次激烈的朝堂冲突后，唐玄宗最终站在了李林甫一边。

张九龄因“坐举非其人”（荐举周子谅不当，周后来因言获罪）的牵强理由，被罢去宰相之职，贬为荆州长史。

次年，他辛苦维护的“出将入相”制度被彻底打破，李林甫主导下，玄宗重用安禄山等胡将，并赋予其长期掌控庞大边军的权力，埋下了滔天隐患。

张九龄的罢相，绝非一次普通的人事变动。

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政治风气转向： 从“尚直”（张九龄）转向“尚谀”（李林甫）。直言敢谏之风被压制，阿谀奉承、明哲保身成为官场主流。朝廷失去了重要的纠错机制。用人原则崩坏： 德才兼备的标准被抛弃，李林甫“嫉贤妒能”，重用奸佞（如杨国忠），堵塞贤路（“野无遗贤”闹剧），为安史集团坐大提供了温床。皇权脱缰失控： 玄宗彻底沉溺于享乐与虚荣，皇权失去制约，对潜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听不进任何逆耳忠言。

史学家们常将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视为“开元盛世”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痛心地评论道：“（玄宗）即位以来，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张嘉贞尚吏，张说尚文，李元纮、杜暹尚俭，韩休、张九龄尚直，各其所长也。九龄既得罪，自是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无复直言。” 张九龄之后，再无贤相能有效匡正君过、维系朝纲。

张九龄的结局令人唏嘘。

罢相四年后，他在荆州郁郁而终。

然而，他的精神遗产却穿越时空，熠熠生辉。

他不仅是岭南文化史上的第一座高峰（被誉为“岭南第一人”），其诗歌（如《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温雅醇厚，开盛唐先声。

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凭借真才实学和铮铮铁骨位极人臣，并始终坚守道义与责任，这种精神本身就是对“英雄不问出处”的最好诠释。

他的罢相悲剧，则如同一面冰冷的历史透镜，照见了盛世的脆弱性：再繁荣的时代，若失去清明的政治、畅通的言路、有效的制衡和对原则的坚守，崩塌往往始于内部的溃烂。

张九龄的耿直与李林甫的奸猾，贤相的去位与奸佞的上位，成为后世解读王朝兴衰最经典的案例之一。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如科举）固然重要，但执行制度的人，尤其是最高决策者的见识、胸襟与自律，以及敢于担当的脊梁人物的存在，才是维系一个盛世不坠的关键支柱。

张九龄，这位从岭南烟雨中走出的寒门宰相，用他的一生书写了个人奋斗的辉煌，也以他的去位敲响了盛唐的警钟。

他的故事，是个人才智与时代机遇碰撞的火花，更是正直对抗权谋、清醒对抗昏聩的永恒悲歌。

在今日回望，张九龄身上，您认为最打动人心的是什么？是他那“岭南孤寒”逆天改命的奋斗精神？是他位极人臣却始终刚直不阿的宰相风骨？还是他敏锐洞察危机却无力回天的历史悲情？

他的罢相，对我们理解一个组织、一个时代的兴衰规律，又有着怎样振聋发聩的启示？欢迎在评论区分享您深刻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