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8日，特科获取情报，说中统特务计划当晚8点开始抓人。情况非常危急，当时的特科负责人徐强马上下令，让特科的同志赶紧离开家，各自躲藏起来，不要暴露。

不久之后，在1936年年初，交通员张子华突然现身。他竟然在租界的亭子间里找到了藏匿其中的徐强和他的妻子李云，并且还请来了董健吾。随后，张子华把这三个人召集到了福州路的吴宫旅社开会。在会上，张子华强调，我们必须尽快与陕北的中央取得联系。

张子华才21岁，只是一个普通的交通员。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并且急着要跟陕北的中央取得联系呢？对于这个问题，张子华并没有给出答案。

张子华遇到了一件大事。

国民党领袖蒋介石竟然主动倡议与共产党携手合作？

12月9日，北平发生了“12.9运动”。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策略方针。此时，即便是最反对共产党的陈立夫也向蒋介石提议，希望能与共产党谈判共同抗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陈立夫甚至使用了假护照，打算经由欧洲进入苏联，直接与共产国际和共产党的代表团进行谈判，但因被日本间谍发现而不得不放弃。

在各政党及社会各界的推动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与共产党就合作事宜进行协商。

邓文仪是一位杰出的人物。

1935年12月，蒋介石命令驻苏联的邓文仪在莫斯科分别见了王明和潘汉年，最后王明告诉邓文仪：这个问题，你们必须与国内的中共中央商量。

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蒋介石只好让陈立夫去联系地下党。

原来，陈立夫的中统在找地下党方面很有本事，但这时的中共地下党已经损失惨重，被抓的被抓，藏起来的藏起来，中统也很难找到他们了。陈立夫思来想去，决定把这个任务交给他的得力助手曾养甫。不过曾养甫主要负责的是建筑项目，当时正在负责钱塘江大桥的建设，对地下党根本不了解。曾养甫也想了想，想到了他的手下谌小岑。谌小岑在“五四”时期就认识周恩来和邓颖超，还曾经是共产党的一员，虽然后来退出了，但应该还是有些联系的吧？实际上，当时的地下党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谌小岑哪里还联系得上他们呢？谌小岑也绞尽脑汁，终于想起一个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征集部主任左恭。1932年，谌小岑和左恭一起办过《生力》杂志，觉得这个人有点“左”，应该和共产党有关系。于是谌小岑去找左恭，一聊之下，左恭立刻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左恭其实是个中共秘密党员，由特科负责人通过交通员与他单线联系。而联系他的交通员就是张子华。

21岁的张子华显得格外稳重，他假借“中共长江局”（这个机构实际上并不存在，就连上海临时中央局都已经消失了）代表的身份，化名为“黄汉”，与谌小岑进行了会面。1935年12月，他们在上海市区一个不起眼的惠中旅社见面了。谌小岑后来回忆说：

我们坐下来面对面，他告诉我他姓黄。沉默了一会儿，我说明了来意，请他帮忙转达中共中央，派一个正式代表来南京谈判，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对外。他答应说愿意为此事奔波。第二天，他来了，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主要是他问南京政府是否抗日，我回答了。黄君听了后，再次表示愿意为此事奔波。三天后，黄君来告诉我，希望南京派一个人到陕北去。这天，曾养甫正好来上海，我们考虑后觉得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还是希望中共自己有人为此奔波。几天后，他来表示同意自己想办法，我就回南京去了。

所以，张子华赶紧找徐强和董健吾开会，商量尽快去陕北联系党中央。找党中央这是应该的，大家也没问就决定去陕北找党中央。请孙夫人宋庆龄帮忙解决两件事：一是路费，二是通行证。因为董健吾是特科和宋庆龄之间的联络员，所以这事就由董健吾去办。

令人意外的是，会议结束后，董健吾收到了宋庆龄让他尽快见面的口信。

宋庆龄见到董健吾，就递给他一封信，说这是国民党高层给中共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她还为他准备了路费和孔祥熙签发的财政部税务专员通行证。宋庆龄还叮嘱他，到了西安，如果去陕北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忙。

情况紧急，董健吾马上找到徐强他们，汇报了情况，并决定当天就出发。

张子华开口说道：“我送你去。”

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张子华也没有告诉董健吾自己的任务。

团结各方力量

董健吾和张子华到了西安，突然下起了大雪，路被堵住了。于是他们找到了张学良帮忙。

尽管董健吾没有直接说出来，大家心里都明白。张学良随后用他的私人飞机送董健吾和张前往延安，并安排了地面部队护送他们到瓦窑堡。

1936年2月19日，张学良送走飞机后，转过身对部下说：“既然中央能和共产党联系，我们也可以。”

2月26日，董健吾和张子华来到了瓦窑堡，并带来了张学良写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当时，毛主席正带领红军主力在山西前线作战，而周恩来则在前线与刘志丹的部队一起。接待他们的有博古和林伯渠。

博古马上给毛主席发电。3月4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彭德怀商量后，回复博古提出了和国民党谈判的五条意见，并同意董健吾“尽快返回南京，以便迅速讨论大事”（因为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离家出走，董健吾也急于回去）。同时，毛主席要求博古、张子华和高福源到山西石楼开会，商讨下一步计划。

高福源？他不是被红军俘虏的东北军团长吗？怎么把他也拉上去了？

谌小岑在想起左恭的时候，也想起了北平中国大学的教授吕振羽。吕振羽当时担任自由职业者大同盟的书记，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很有影响力。谌小岑觉得这个组织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吕振羽也应该是共产党员，甚至可能是某个共产党官员。于是，根据曾养甫和陈立夫的指示，谌小岑在1935年11月给吕振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近来东边的邻国欺侮我们太过分了，只有依靠‘姜府’和‘龚府’结亲，才能同心协力，共同应对，保护我们的家业。如果你愿意做媒人，希望你能尽快南下……”实际上，吕振羽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吕振羽收到信后，立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了此事。中共北平市委又将情况汇报给了中共北方局。北方局得知后非常重视，决定由情报负责人王世英直接领导此事。

当董健吾和张子华抵达陕北的时候，王世英也来到了山西前线，向毛主席和张闻天等人汇报了与国民党高层会谈的情况，以及与杨虎城、宋哲元、阎锡山等地方军阀建立统一战线的工作进展。叫上高福源，主要是为了争取阎锡山的支持。

张闻天

3月20日，张闻天、周恩来等多位政治局成员来到了红军东征的晋西前线，中共中央随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主要讨论了与国民党谈判的问题。从3月20日到27日，红军连续行军7天，每到一个地方，中央政治局成员都会开会讨论。大家普遍认为蒋介石提出的国共合作不可信，但从各方反馈的信息来看，这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不管蒋介石的真实意图如何，都应该先进行谈判。

27日，毛主席在山西石楼县城附近向政治局汇报了关于统一战线的议题。这个统一战线实际上是毛主席的另一项战略准备。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抗日。尽管蒋介石提出了谈判的建议，但毛主席认为，不仅应该与蒋介石谈判，还应该建立更广泛的合作关系。这包括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国民党元老，以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交流和合作。

努力争取张学良和刘湘的支持。

再说董健吾急忙赶回上海。他马上去见宋庆龄汇报情况，同时告诉宋庆龄，张学良希望能找个共产党给他当顾问。宋庆龄立刻想到了一个人，她让董健吾去法租界的路易.艾黎家，那里藏着一名共产党。

刘定

董健吾去了路易·艾黎家，没想到他居然遇到了自己的老上级刘鼎！

刘鼎曾是陈赓和潘汉年手下特科情报科的副科长。1933年，顾顺章叛变后，刘鼎从上海撤离到中央苏区，在途经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和刘鼎都被俘虏了。但刘鼎声称自己只是一个“机修师傅”。实际上，他在闽浙赣根据地创办的兵工厂制造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也造出了“八一”式步枪。由于国民党对他的警惕性降低，刘鼎在九江成功逃脱，然后潜回上海，最终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了起来。

宋庆龄马上打电话给张学良，说朋友找到了。

不久之后，张学良派人去了上海，请刘鼎来到西安。

刘鼎在西安和张学良谈了很久的话。之后，张学良带着刘鼎飞到了洛川，他们住在同一个院子里，每天一起聊天十几个小时，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十多天。

4月6日，毛主席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报，说：“我们代表周恩来同志和克农同志将于8日前往延安与您商讨救国大计。”“双方会谈的主要议题有：一、停止所有内战，全国军队统一抗日救国；二、将全国红军集中在河北，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三、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步骤及政纲；四、联合苏联并在莫斯科派代表进行商谈；五、签订互不侵犯和经济贸易初步协定。”

张学良接到消息后十分高兴，马上告知了刘鼎。

4月9日，张学良冒着大雾，带着王以哲、刘鼎、孙铭久飞到了肤施。周恩来、李克农、戴镜元等中共代表傍晚到达。见到刘鼎，周恩来一愣，紧紧握住刘鼎的手说：“是你啊，没想到我们在这个地方见面了！”

张学良和周恩来见面就聊得很投机，一谈就是一夜，商量了很多联合抗日的事情。之后，刘鼎跟着周恩来去陕北苏区，向中央汇报工作。

张子华、董健吾、王世英、刘鼎后来陆续来到陕北，让中央知道了长征后上海地下党和特科的基本情况。于是，中央决定派冯雪峰去上海，建立电台并恢复党组织。同时，派张子华去南京与国民党谈判，正好借董健吾在西安的身份进行护送。

4月20号，冯雪峰和张子华来到了西安，与董健吾取得了联系。

冯雪峰、张子华、董健吾从西安回上海的路上，在南京停留时，张子华安排冯雪峰见了两名秘密党员，他们是由特科单线联系的。其中一名是之前提到的左恭，另一名是国民党立法委员、中央候补委员王昆仑。

王昆仑起初是国民党内部一个极端保守派系的核心成员。但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对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深感不满，决定加入共产党。王昆仑想找共产党，首先想到了左恭。他对左恭坦诚地说想加入共产党，但左恭一直没有回应。经过反复请求，左恭最后才说：“我可以帮你引见一位朋友，但你不能对外泄露。”

左恭介绍给王昆仑认识的是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卢涛。1933年，卢涛在王昆仑的办公室里主持了卢涛的入党仪式。

王昆仑见到从党中央来的冯雪峰，非常开心，连忙问他这次来有什么任务。

冯雪峰想了想说：中央让我在上海建立电台联络，但我没有电台，你设法弄一部来。

王昆仑接到任务后心想，电台是有的，但需要花钱购买，要10万大洋。然而，王昆仑手头并不宽裕，他正与妻子闹离婚，妻子要求他拿出1万大洋，他都拿不出来，这笔钱还是借来的。

找人借钱？对！找人借钱。可是找谁借钱呢？

四川人刘湘是一位著名的历史人物。

王昆仑反复考虑，最终想到了一个绝佳人选——四川军阀刘湘。

刘湘现在也在寻找共产党。刘湘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时，和王昆仑多次长谈，对王昆仑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很欣赏，觉得他是个重要人物。于是，他让驻京办主任约王昆仑秘密去四川再谈。本来王昆仑一直没有行动，接到冯雪峰的任务后，又听了冯传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决定去四川见刘湘。

王昆仑悄悄来到了四川，刘湘问他：“我既热爱四川，也热爱中国。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

王昆仑主张联合共同抗日。

刘湘问：如果我带兵去抗日，红军要是来攻打四川怎么办？

王昆仑说，红军正准备去华北对抗日本，不会来四川打仗。

这话得听我的。

王昆仑：我给你请个共产党来，他能保证红军不会来打四川。

刘湘：太棒了。

王昆仑，你得表现出一些诚意。

刘湘：该如何表达呢？

王昆仑：出十万块钱。

刘湘比较小气，但他还是给了王昆仑六万块大洋。相比之下，冯雪峰离开陕北时，周恩来只给了他两千块。后来，冯雪峰秘密来到四川，与刘湘会面，并签订了中共与刘湘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

国民党看起来非常“诚心”

曾养甫先生

在南京，张子华私下见了曾养甫，传达了毛主席提出的中共五点建议：

首先，应该结束所有的内战，让全国各地的武装力量，不论其政治立场，都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组建国防政府和抗日部队；

三、允许全国的主力红军迅速集结在河北，首要任务是抵御日军的进犯。

四、释放政治犯，让人们能自由地参与政治。

五、在内政和经济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

不久，陈立夫听了曾养甫的汇报，直接当面给谌小岑提出了四条建议，并转交给了张子华。这四条建议是：

一、欢迎各方的军事力量加入对抗日本的战斗。

第二，地方武装在对抗日本的战斗中将享有与中央军队相同的待遇；

三、如果三方在政治上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表达，供中央参考。

四、共可选一个地区来试验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想法。

这些条件看起来很诚恳，中央也已经从苏联和共产国际那里得知了蒋介石在谈判中的最后一步让步。原来，蒋介石早在1935年10月19日就跟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提过国共合作的事。到了1936年1月22日，蒋介石再次对鲍格莫洛夫说，只要红军承认中央政府的领导和指挥，并且保持原有的编制，参与抗日战争，就可以进行谈判。不过，苏联方面认为这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拒绝插手。于是，蒋介石让邓文仪和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王明联系。邓文仪在第一次会谈中提出了红军接受改编、两党恢复合作、红军前往内蒙古的条件，这实际上是想把红军收编并置于不利之地。但王明在重大问题上立场坚定，坚决拒绝了这个提议。随后，邓文仪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做出了一些让步，提出可以给红军其他地区作为基地，包括西北的部分地区。

结合蒋介石和鲍格莫洛夫的会谈，邓文仪和王明提出的四条意见，看起来是陈立夫能给蒋介石的最好条件，显得很诚意。

张子华从南京赶往陕北，到延川县大相寺，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恩来汇报了陈立夫的四条意见。

周恩来亲自写信两封，委托张子华带去南京。

其中一封信是写给谌小岑的：

时间一晃，已经过了十五六年，感觉就像隔了一辈子。黄先生来访，得知老朋友还在为国家奔走，精神状态和从前一样健朗，我心里感到非常欣慰。这些年来，我在努力做的事情，虽然和你们的方向有所不同，但在如今这个艰难的时刻，不是我们清算分歧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了民族的生存，尽快团结起来。这些年来，我们多次发表声明，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能和你一起倡导联合，更让我感到振奋。黄先生回去的时候，我托他代我向你表达我的想法和期望，真心希望你能推动各方，一起促成这件事。养甫先生是我过去认识的朋友，也请代我向他问好。如果他方便的话，希望能亲自到苏州来，一起商量大计，我非常欢迎。如果养甫先生不方便亲自来，你能代表他前来，或者带着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来参观，我也会感到很期待。在国家面临危难的时候，大家能够团结一致，更何况我们还是老朋友，共同对抗困难。春风有情，希望我们都心照不宣，共同努力。

这封信的意思是，请国民党派代表到陕北来，一起商量国家大事。

张子华带着周恩来写的一封信回到了南京。当他把信交给曾养甫后，没想到曾养甫却下令把他关进了监狱。

据说，阎锡山听闻蒋介石派遣了一位“红色神父”前往陕北与共产党谈判，立刻向南京发去电报质问：“为何要联合红军对抗晋军？”蒋介石得知此事可能引发风波，十分紧张。他一方面通过宋子文告知宋庆龄停止董健吾与陕北的联络，另一方面命令曾养甫逮捕张子华，以防消息泄露。

一周后，冯雪峰发现张子华不见了，于是让左恭去找谌小岑。谌小岑对曾养甫说：“两国在打官司，不杀对方的使者，何况我们正在和平谈判呢！”曾养甫这才放了张子华，由谌小岑亲自陪同，从南京去上海。张子华给了谌小岑一个密电码和上海的信箱号码，方便谌小岑在南京和他保持秘密联系；曾养甫则给了张子华汉口电台的呼号，让他和汉口保持无线电联系，由汉口转告南京——如果直接和南京联系，很容易让人知道。

五、逼蒋抗日，不是联合蒋抗日

潘汉年

1936年3月，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派遣情报科长潘汉年回国，协助中央与国民党进行谈判。到了5月，潘汉年和胡愈之抵达香港。潘汉年在香港期间，一方面按照之前与邓文仪在莫斯科的约定，给南京的陈果夫写信，要求他派人来香港会面；另一方面，他让胡愈之前往上海联系地下党。

胡愈之在上海经由沈钧儒的介绍，找到了冯雪峰，冯雪峰随后前往香港与潘汉年见面。

7月7日，香港《生活日报》刊登了一则寻人启事：“亲爱的叔安弟，我四处寻找你未果，希望能尽快在九龙酒店见面。哥哥黄毅。”

黄毅实际上就是张冲，他是陈立夫的重要助手，担任过国民党中委、组织部副部长和中统总干事，还参与制作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在这个时期，张冲的思想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全力打击地下党组织转变为积极主张与共产党合作抗日。

在上海的时候，张冲是中统里的头目，专门对付共产党。潘汉年则是地下党的保护伞，负责情报工作。这两位对手在香港碰面了。张冲告诉潘汉年，他是受陈果夫和陈立夫的指派，来邀请潘汉年去南京谈事情的。

七月下旬，潘汉年与张冲来到了南京。陈果夫和陈立夫让张冲转告潘汉年，要求他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国共谈判中的主要意见和条件整理成书面材料，通过张冲转交给他们。

第二天，张冲把陈果夫和陈立夫代表国民党方面的话告诉了潘汉年。他们对潘汉年回国参加国共合作谈判表示欢迎，说他的安全没问题，让他保密，别惹麻烦。目前，二陈不方便向蒋介石提出国共谈判，因为蒋正在洛阳前线指挥战争，蒋坚持在解决“武装割据”问题之前不停止军事行动。二陈决定派曾养甫先和潘汉年见面，等潘汉年到陕北和毛泽东、周恩来见面后，再把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谈判条件带给南京，然后和二陈正式谈判。二陈认为，潘汉年来自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他能否代表国内的中共中央和红军还不确定。他们希望潘汉年能去一趟陕北，在取得中共中央和红军授予的正式谈判代表资格和有关合作谈判的条件后，再到南京谈判。

张冲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他不仅聪明能干，还特别有责任心。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总是尽心尽力，从不马虎。他的努力和坚持让他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很多人都喜欢和他相处，因为他总是很真诚，愿意帮助别人。张冲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用心去做每一件事，就一定会有收获。

潘汉年再次回到了上海，等着冯雪峰安排的人来接他去陕北。终于，那个接应的人来了。潘汉年打开门一看，惊喜得不得了——来的竟然是他在情报科当副科长时的老同事刘鼎。

八月初，潘汉年在刘鼎的陪同下抵达西安，他住在了中共的联络点——七贤庄。

8月9日，潘汉年抵达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当时，共产国际对许多高级领导人的影响很大，潘汉年的汇报被很多领导人视为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加上陈立夫提出的四条“诚意满满”的建议，以及蒋介石通过多条渠道表达了合作的意图，似乎非常真诚。因此，很多人都对与蒋介石谈判抱有乐观态度。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会议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周恩来提议放弃“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得到了与会委员的一致同意。毛主席在总结时也表示赞同，但他强调，“同时要注意提高警惕，保持党的独立性”。

那时，共产国际对许多高层领导有很大影响。但毛主席明确说：“共产国际只是一个顾问机构，并没有政治权力。尽管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苏维埃中国受到莫斯科或共产国际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只是中国的一个政党，在争取胜利的过程中，它必须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不能替俄国人说话，也不能为第三国际统治。它只能为中国百姓的利益发声。”（1936年7月23日，毛主席与斯诺讨论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

毛主席与斯诺在陕北留下了珍贵的合影照片。

当时，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很多领导人认为这次谈判是为了“联合蒋介石抗日”，但毛主席却保持了警惕，提前做了准备。毛主席认为，蒋介石主动提出谈判，一方面是形势所迫，另一方面还想趁机对红军采用剿抚并用的策略。但事关民族危亡，必须和蒋介石谈，但应该是“逼迫蒋介石抗日”。“联”和“逼”，一字之差，却完全不一样。

为了提高党内同志们的警觉性，8月12日，毛主席和张闻天商量后，以张闻天的名义，提出了一套具体的策略：把南京视为统一战线的关键对手，但同时也要和南京以及其他地方的国民党派系分别进行谈判。我们对待所有的统一战线谈判都要保持诚实的态度，但也要对真正的敌人保持警惕。采取这种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分化南京的力量，揭露他们的骗局，孤立他们的领导人，争取他们的群众，排除其中的汉奸，推动其中的爱国力量真正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同时，这也会影响到南京以外的其他派系，有利于我们进行统一战线的谈判，为党在全国的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进一步推动人民的爱国运动发展。

毛主席当时已经明白地告诉大家，谈判是肯定要谈的，但对蒋介石不能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如果蒋介石真的有诚意，就不会在处理“两广事变”后，迅速集结三十万大军部署在陕北周围，准备进行军事围剿。所以我们要想办法“逼迫蒋介石和日本人”。

在毛主席的多次劝说下，全党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8月29日，毛主席给二、四方面军的指示中明确提出：“逼迫蒋介石抗日，创造各种条件，让国民党及其军队不得不与我们达成妥协，共同抗日。”9月1日，中央发布了秘密文件《中央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9月15日，中央连续三天召开扩大会议，毛主席说服了所有人，统一了大家的思想。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联蒋抗日意义重大，蒋介石有倾向抗日的一面，但要让他真正抗日，还需要通过斗争来实现。虽然与蒋介石的合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们不能放弃他，要逼迫他抗日。”

第六章 蒋介石的真实面孔展现了出来

9月24日，潘汉年受中共中央委派，从陕北出发前往南京，与国民党展开了正式谈判。随后，张子华多次奔波于陕北、南京、上海和广州之间，最终成功安排了潘汉年与陈立夫的直接会面谈判。

陈立夫

11月10日，双方在上海的一家叫沧州饭店的地方进行了正式会谈，结果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和很多人之前猜测的“联蒋抗日”完全不同，这一切都在毛主席的预料之内。陈立夫当场说，既然中共方面愿意真诚合作，那他也就不会提出太多要求了。他们的条件是：首先，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解散。其次，可以保留三千人的军队，所有师长以上的领导都要出国，半年后再召回根据才能重新安排工作，党内的干部也可以根据才能在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任职。最后，如果军队的问题能这样解决，那么政治上的其他问题也就好解决了。陈立夫特别强调，他的这些意见是代表蒋介石的，不是他个人的想法。

潘汉年听了之后感到非常吃惊，这三条和之前提出的四条完全不一样，直接回到了邓文仪当初提过却被王明拒绝的收编条件。潘汉年立刻表示反对，说道：“这看起来更像是蒋先生站在反共立场上的收编要求，而不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请问陈先生，当初邓文仪在苏联活动时，后来曾养甫派人去苏区谈判，谈的都是合作，而不是收编。为什么蒋先生现在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因为双方立场相差太大，潘汉年不再讨论整个问题，而是提出：能否先谈停战问题？陈立夫坚决反对，他说：“停战与否，要看你们是否能接受军事问题。”

“不交枪，就灭绝！”

经过一番周折，人们发现蒋介石千方百计算计与中共谈判的核心意图，竟是让中共放下武器投降。这一举动导致国共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

蒋介石最初提出的条件不是挺不错吗，怎么又反悔了呢？

早在10月份，蒋介石就已经准备好了围剿陕北根据地的计划。到了10月底，他亲自飞往西安指挥。冯玉祥在蒋介石出发前问他：现在不是在讨论国共合作抗日的问题吗？蒋介石回答：共产党的问题很好解决，等我们实行宪政的时候，各党派都可以参政，共产党当然也不例外。不过，他们要是带着枪，那就不行了。如果他们不答应改编，我想还是把他们送到外蒙去吧！

1936年7月27日，蒋介石到南京和云南的龙云见了面。

蒋介石自己在《苏俄在中国》里明确说明了他的想法。他认为，红军经过长征到了陕北，已经走到了绝境。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是在向国民党政府低头。因此，在加紧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可以进行政治诱降，收编红军。这是剿灭和收编并用的策略。加上日本人越来越嚣张，国际国内形势都不利于他，所以蒋介石可以用“国共合作”的名义，实际上是在招安收编红军。如果国际国内形势对他不利，压力太大，他可以考虑让步；一旦他认为形势有利，自然又会回到“剿灭红军”的老路。

在解决了“两广事变”和安抚了“云南王”龙云之后，蒋介石觉得没有了后顾之忧，形势一片大好，可以全力对付红军。在红军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自然会翻脸，直接说：“不缴枪，就剿灭！”

毛主席早就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复无常。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蒋介石的真实面目是不会改变的，与其说“联蒋抗日”，不如说是“逼蒋抗日”。

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让我们党在一开始就为与蒋介石的谈判做好了准备。通过特科的帮助，陕北的中共中央与全国各地的主要势力达成了停战协议，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

蒋介石和张学良是中国历史上的两位重要人物。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并不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一时冲动，而是全国人民渴望抗日的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