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华（原成都军区政治部战士）
01
受领看守所特任任务
提及253部队，彼时它隶属于成都军区政治部，乃一营级保卫力量，坐落成都市郊的华阳镇。虽然称之为“一支部队”，实则不过是一所看守所罢了。（亦称其为监狱，我便是昔日在那服役的一名战士。）。
1979年12月28日，看守所大门前，一辆辆汽车排列成七八辆的车队缓缓驶来，车内押送的是我军部分归国战俘，总计约十余人。这些战俘中，50军150师448团的军官尤为引人注目。其中，两位连长、两位指导员、两位排长以及一位副参谋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几位营长在被关押后不久，便因判决而迅速离开了看守所。
监舍位于看守所内，形似一座四合院。东侧是一堵高墙，墙上伫立着一座岗楼。岗楼之上，哨兵警惕地巡视着监狱院坝，将关押在监舍外的被囚者的每一个动作都纳入了严密的监控之下。（监室内的情形，则由内勤战士透过门洞进行观察。）该处位于全所制高点，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一旦察觉到异常状况，他有权采取制止措施，或鸣枪示警，亦或拉动预警电铃。
值班室事务由正副班长共同掌管，主要负责安排各岗位的轮换、接待外来访客、联络沟通及开关监狱大门等事宜。每当有人前来探望囚犯，值班人员便肩负起监听的职责。他们静坐于探监者与被探监者之间，接过探监者的香烟，分食探监者的糖果，冷漠地目睹着二人泪水横飞。他们宛若一堵无情的墙壁，将人间的亲情、友情与爱情隔离。然而，他们的内心同样承受着煎熬。我常目睹我们的班长在向我们叙述经历的同时，不住摇头，叹息不已，显露出的不安与愧疚之情，令人深感痛心。
在狱中，作息规律井然，一日三餐的伙食标准与我们的战士保持一致。除了军官们在家中享用餐食，其他战士、劳改班成员以及被羁押的人员均共享同一炊事房所提供的同质饭菜，就餐地点虽异，但均能确保食物充足，满足需求。
被拘押的人员于清晨醒来后，首先在坝子中央进行晨跑，随后便进入个人卫生整理与享用早餐的环节。早餐通常包括馒头、稀饭及小菜。稀饭通常由头日遗留的干饭精心熬制而成，而小菜则多为腌制或泡制的咸菜。内勤战士需轮流负责监室的开关门，具体操作为在前一个监室的人员进入后，再开启下一个监室的大门。上午8点到12点，是监室内阅读和活动的时间，通常与劳改班的工友在监狱内从事一些手工艺劳动，例如晾晒辣椒、编织麻绳等。午餐过后，监室内会安排午休。午后，囚犯们或继续从事劳动，或在室内活动并阅读报纸，接着在院坝中跑步锻炼。随后，便是晚餐和监室内的活动时间，直至睡觉。当然，在监室内是不允许熄灯的。
然而，自从那些归国的军官抵达后，跑操便宣告中止，这或许是为了避免他们之间相互串供。这些归国军官各自被囚禁于独立的监室之中，除了值勤的战士，他们鲜少能与其他人相见。因此，他们总怀揣着与值班战士交流的愿望，然而，由于内勤战士必须遵守严格的纪律，他们不得与之闲聊。
监狱严禁任何形式的体罚，并严格杜绝关押人员之间的欺凌行为。同时，监狱亦着力防范自杀和逃逸事件的发生。为此，内勤战士需在监室外持续24小时不间断地巡逻。在监狱内部，既不设休息室，亦不允许任何形式的休息，即便是并肩而坐或倚靠墙壁亦属禁止之列。
02
归俘群像
送来的战俘中，付培德军阶最高。他身为448团的副参谋长，肤色黝黑，身材瘦削，宛若一位年迈长者。何昌健排长曾向我提及，付参谋长在遭俘之际，曾谎称自己是部队的炊事员，但旋即被越军识破，遂被单独监禁。付参谋长在战场上的表现堪称出色，每当战局陷入危机，他便被派遣至最前线。被俘后，他先是被关押在越南人的监狱中，回国后又遭受了我国监狱的拘禁，心中满腔不平。他坚信，战败之责应由团指挥者承担，而自己的投降实属无奈之举。在他看来，自己的投降行为并不构成“率部投降罪”。因此，他在狱中坚持不懈地向时任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上书申诉，详细陈述了448团在越南的作战实况、自己的被俘经历以及在越南战俘营的表现。
最终，付培德还是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在法庭上，他详尽地叙述了事件的始末，并坚称自己并无投降之意，下山实属无奈之举。“我们曾在山上坚守了五日四夜，多次尝试突围却均告失败。当时的形势是，若继续顽抗，恐怕将导致全军的覆灭。我决定下山，是出于对生存希望的执着，希望至少能有人幸存，将真相传达给组织。”
法庭判定，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指挥部队投降这一行为本身即构成违反军纪的客观事实。因此，付培德被判处了10年的监禁。在服刑期间，他时常回想起那段五天四夜的经历，若当时作出不同的选择，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
靳波，八连二排长，与付参谋长监室相邻。他的身高或许超过1.9米。起初，他曾是师部篮球队的成员，随后降至连队担任排长，恰逢战事爆发。不幸的是，他不幸被俘，身陷囹圄。他的同胞弟弟则相对幸运，同样身为排长投身战事，在代乃阻击战中表现出色，因而火线晋升为连长。两兄弟虽同出一门，但分别隶属50军和13军，各有各的归宿。
靳排长常在牢狱中长叹：“弟弟成了英雄，哥哥却成了狗熊。”若当初兄弟俩能互换身份，我无法担保哥哥在13军能否立功升迁，然而，我敢断言，弟弟必定会在50军的150师448团沦为俘虏。毕竟，即便是小小的排长，也无法逆转战局的走向。
李和平，一连连长，他身形魁梧，嗓音洪亮，性情略显急躁，身高约莫1.85米。犹记得某日，八连的刘连长站在监室的门洞边，向我娓娓道来他们在战场上的被俘经历。或许是我的某些问题触及了他的情绪，隔壁监室中的李连长突然提高嗓门，大声回应。连续几天不进食不饮水，谁还能有力量去战斗？难道你不去战场亲身体验一下吗？这话分明是对我而发的。刘连长自是注意到了那责备之声，遂对我微微一笑，随之打住了他的叙述。
刘兴武为八连连长。这位警卫员出自军旅，身材比我略逊一筹，大约高约1.66米。他肌肤白皙，身姿挺拔，五官端正，拥有一张令人感到亲切的面容，让人误以为他比实际年龄年轻了四五岁。在被俘之际，他自称是一名战士，且在所属连队中同时担任理发员一职。越南方面信以为真，便安排他在战俘营中负责送餐事务。
冯增敏为连队指导员。他看似一名朴实的农夫，对一些迷信之事抱有几分信任。曾有一次，何排长在狱中与我分享了一个他的故事。故事中，他在被越南军队包围后，绝望之余跑到一旁，悲痛地哭出声来，嘴里还念叨着：“李兆碧（团政委）抛弃了我们！对我们不闻不问了。看来我的命在今年有个大劫啊！”冯指导员此后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在成都军区（白教场）北门外的一家淀粉厂进行劳动改造。
何昌健，三排长，知青兵。1975年，我应征入伍，身高约1.75米，曾是团部篮球队的一员。我的军礼行得标准，并能熟练地展示其他几种敬礼姿势，其中包括旧时妇女所行的双手触右腰下踯礼。我们的对话便是由这一系列敬礼开始的。按照规定，被关押人员是不允许向我行军礼的，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战友。然而，鉴于他是归国军人，我便没有刻意阻止。在监室内，当我默许了他的敬礼后，他继续说道，他还能展示其他几种敬礼。随后，他逐一演示，我觉得他颇具趣味，于是我们开始交谈。渐渐地，我们的对话愈发畅快，仿佛已经成为了朋友。
我询问他的婚姻状况，他叹了口气，表示若是刑期在五年以内，他的妻子或许会选择等待；但若刑期超过五年，情况就难以预料。稍后，他补充道，若刑期达到五年以上，他会劝她放弃等待。最终，他被判了五年有期徒刑，不知道嫂子是否会坚守承诺等待他归来？
03
他们如何被俘？
1979年3月6日，50军150师448团踏上出国参战的道路，恰逢华国锋主席向全球宣告我国从越南全面撤军的次日，该团便从广西边境踏入越南领土。肩负重任，他们的使命是控制公路两侧区域，确保作战部队得以沿公路安全撤离，顺利回归祖国。
身着总后勤部最新发放的77式新型军服，官兵们与陆续归国的战友们方向相反，其身影格外引人瞩目，亦令他们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自豪感。
3月8日，我军448团四连与七连在那豫地区遭遇小股敌人。在付培德的英明指挥下，部队于次日9日取得胜利，成功占领了山头阵地。
3月11日午时，由于轻敌心理以及经验不足，警戒分队与各部精英未能提前察觉到越军的动向，结果直接穿过了越军的埋伏区。这一疏忽导致我团前方指挥所及直属数个连队突遭越军猛烈火力袭击，损失惨重。面对被围的困境，448团前方指挥所的领导果断命令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以期待援军到来。
接到救援指令后，448团的一连与八连，在副参谋长付培德的率领下，迅速集结，奋勇疾行，直奔天丰山而去。
行至朗庄邻近，部队不幸遭遇了正围困448团前指外围的越军。面对越军突如其来的猛烈攻势，救援部队迅速投入了战斗。然而，在越军的迅猛打击下，这支队伍迅速陷入分割与包围之中。
起初，部队在一片水坝附近遭遇了埋伏，伤亡情况惨烈。随后，刘连长率领的八连在一处山凹地带再次遭遇敌军阻截，导致部队被击溃。其中，二排随一连离开了，而一排在与敌军交火后便失去了踪迹。
八连陷入困境之际，李和平与冯增敏所领的一连率先突破了一座村庄的防线。村庄之外，山间枪声骤起。李连长目睹前方群山云雾缭绕，难以测度其高，于是果断下令登山。所幸山上无敌，抵达山顶后清点人数，竟无一人伤亡，唯一的损失是步话机的遗失。随即紧急抢修工事并布防。翌日，随着云雾消散，方才察觉四周之山皆高于我所处之峰，山上布满了敌军。这才明白敌人早已设下陷阱，故意将我军引至此山。我方所筑工事功效甚微，人员全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山下传来被围困和劝降的声音。
在屡遭围攻、屡遭挫败、孤立无援的困境中，3月17日，那支已坚守7天7夜、饱受3日断粮断水的104名勇士与官兵们，仍顽强地坚守阵地。（涵盖了一机连、一炮连以及八连二排的若干战士）指导员冯增敏带领下山，成为俘虏。
“李连长，记得您曾让我们做好牺牲的准备，与敌人拼个你死我活！”就在这时，一名新兵因思念母亲而失声痛哭，周围一片寂静。冯增敏感慨道：“我并不惧怕死亡，但那些年轻的战友们呢？继续战斗毫无意义，投降至少能保全他们的生命，守护他们的家庭。”在深思熟虑后，李和平最终同意了投降的决定。
两天之后，同样在困境中滞留天丰山数日，且无望得到援救的448团副参谋长付培德，以及八连连长刘兴武，带领所剩部队，最终无奈选择了下山，成为了敌军的俘虏。
天丰山，这片在地图上难觅踪迹的土地，却深深烙印在448团、150师、50军将士的心中，更成为指挥对越自卫反击战东线战事的核心指挥部永恒的伤痛。
一机连，故事插叙。（重机枪连）重庆战士肖家喜（在投身战斗前，我曾担任一机连的给养员，日常职责是负责连队的食物采购。），在那段炮火连天的日子里，他挺身而出，保护着战友，却在右臀中弹。面对越军的严密搜捕，他躲藏于山洞之中。在那艰难的日子里，每当饥饿袭来，他便寻觅山间的野菜充饥；口渴之时，则取山沟之水以解燃眉之急。伤口溃烂生蛆，终得愈。借助北斗星辰指引航向，他历经九天八夜的艰苦跋涉，携带着自身的武装重返祖国边陲。随之，他荣获了“钢铁战士”的崇高称号，而后再逐步攀升，成为了13集团军的一名副旅长。
04
战俘营中的表现
在越南战俘营，共有我方被俘人员达240名，其中，来自448团的指战员占据了218人之多。
这些战俘身处其中，经历了无数抗争与屈辱，然而作为政治部的看守兵，我们所目睹的更多是他们未曾为人所知的另一面。
易所长曾感慨地说：纵然战局失利，归根结底是由于高层指挥失误与长期的训练疏忽所致，然而他们在战俘营中的表现同样令人失望。在那两个多月的时光里，他们未能成立党支部，原有的党组织也未曾有所作为，两百多人陷入无序，犹如散沙一般。战俘营管理相对宽松，组织起来本非难事，尤其是那位长期为众人送餐的连长，实则具备担任联络人的能力。然而，他们在战俘营中却频发争抢食物、打斗事件，甚至遭受越南人的残酷对待，如吊打、站岗等，实在有失体面。更有一名受伤士兵，屁股被打得伤口严重，蛆虫滋生，却无人问津，也未能得到救治。他整日匍匐在地，无人伸出援手，亦未有人组织抗议，最终在剧痛中悲惨离世。当联合国红十字会官员前来调查时，他们竟然无人愿意反映战俘营中虐待战俘的情况，更无一人提出任何要求。
“越南实在是太过贫穷了。”
我询问他是否能经常吃到肉，他回应道，大约每隔三五天才能享用一次，而且每次分到的肉份量极为有限，他用手势示意，大约只有一两左右。他补充说，这些肉总是被放在那碗米饭的上方。他还提到，他时常在李指导员不在的时候，暗自感叹。李铁桥（八连指导员）在付参谋长及其他军官的餐食中额外加入一块肉。我质问道，为何不将额外的肉分给那位受伤的士兵？他陷入了沉默。随后，我再问及他为何不提出抗议，不关心那位受伤的战士？他的回答是无力可为。我建议他至少在厨房中偷些盐巴，帮那士兵清洗伤口，或许这样他能有生还的机会回到祖国。或许是因为我也曾是士兵，那时我心中充满了正义的愤怒。
刘连长对于未向国际红十字会官员揭露越南人虐待囚犯一事的解释是，众人误以为来者系苏联人员，因而无人敢于直言。
某日，我与刘连长就我军战斗力之议题展开了一番探讨。他言道：越南民众历经战火洗礼，而我军已三十年未曾置身沙场，部队的军事训练亦日渐式微。在文革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为“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以及挖掘防空洞以抵御苏联的威胁。如今，部队的主要任务转向了修建营房和从事种菜养猪等基础建设工作。
在支部会议上，我们讨论是否应与越军进行谈判，其他排长均未发言，而我却主动表达了支持立场，结果被指控犯了“煽动投降罪”。接着我又问：那些未表态的排长，后来有没有选择投降？他的回答是：他们都已经投降了。他沉默片刻，带着苦笑说：“唉，都怪我这番话。”
此事给予我的启示是：在关键时刻，成为一名第三种人无疑是最佳选择。我决心将这一教训铭记于心，并以此作为未来人生道路的指南。然而，岁月流转，几十年来，无论是在公事还是私事中，每当面临关键抉择，我的表态总比他人更为积极。似乎是否能够成为第三种人，更多地取决于一个人的性格特质。像我这样的人，即便心生向往，却也难以真正做到。
05
战后的人生巨变
原本肩负着收拾战局重任的448团，却最终自身陷入了混乱与困境。不论是因为上级指挥失误，抑或是下属能力不足，该团的“败绩”已成为不可更改的过往。
提及这些军人的命运，不禁令人心生哀愁。他们先是沦为越南战俘，饱受屈辱之苦，而今重返祖国，却沦为阶下囚，生活笼罩上一层阴影。仅仅14天的参战生涯，便遭遇如此巨变，由此可见战争是多么可怕的存在。它既可能带来荣耀、晋升和财富的机遇，也可能带来耻辱、伤亡以及终身困顿的结局……直至1985年百万大裁军，五十军被撤销，一百五十师的番号亦被取消，四百四十八团从编制中消失。
双方在冲突中均承受了沉重的负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那场战争的阴影在人们的心中逐渐淡去，直至在记忆中消散。
但历史不会忘记。
在相同的战火之中，有人英勇捐躯，被誉为烈士；有人战绩赫赫，荣获战功；而有的人则沦为“战俘”，背负着屈辱。相较之下，那些选择投降的军官和被俘的士兵，至少还保留着生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究竟应感到庆幸，还是……
让历史做见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