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带着大军势不可挡地杀向北京城，朱由检别说派兵去剿灭他们了，就连找几个人站在城头上撑撑场面都做不到。为啥会这样呢？还不是因为没钱。那时候明朝的兵基本都是花钱招来的，既然是花钱雇的，想让人家拼命，那钱就得给到位——虽然不用像宋朝的兵那样，射一箭都得马上给钱、按箭计费，但基本的军饷总得给够吧？要是军饷发不出或者发不够，士兵们就可能在战场上敷衍了事，甚至故意使坏，或者直接撂挑子不干了，朱由检也只能干着急没办法。
他粗略估算了一番，若想让守城军队坚持到各地援军抵达，至少得备齐二十万两白银。但国库早已空虚得连老鼠都养不活，朱由检无可奈何，只能去四处筹借。
京城里放高利贷的人多了去了，可皇帝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不愿拉下脸来。那能拿出这笔巨款的，也就只有朝廷里的那些大臣和贵族们了。要说谁是真有钱，那还得是他们。后来李自成进了城，做了五千副夹棍，没几天就从这些人手里榨出了好多银子，听说有七千万两呢。
不算太多，大概就等于现在大明朝国库攒个三四十年才能有的钱数。
朱由检刚一开口提捐款，这帮养尊处优的大臣们立马哭穷喊难。被逼得走投无路，才东拼西凑，你出几十两他给一百两，总共加起来还不到一万两。朱由检见状，便把老丈人周奎找来，让他带头多捐些，好给其他人做个榜样。
可这老丈人更绝，死活说自己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一分钱都不肯借。周皇后得知后，把父亲叫到后宫狠狠训斥了一番，接着卖光了自己的首饰和嫁妆，凑足了五千两银子，催着周奎赶快捐出去。
就这么一会儿从后宫走到前殿的功夫，周奎竟然私吞了两千两银子，只肯借给自家女婿三千两……
最终朱由检还是没筹到足够的钱财，李自成便轻而易举地打进了京城，这位昔日的大明皇帝只得无奈地前往煤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后来的人都纷纷指责那些重臣勋贵目光短浅、贪婪无度，这样骂虽不算错，可也未必全对。毕竟若换作你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也未必肯借钱给朱由检。
就像你有个合作对象，仗着有钱有势总爱欺负你，不仅借钱不还，还老直接抢你东西。哪天他栽了跟头，你还想帮他？没趁机踩两脚就算不错了！
朱家的情况就是如此。朱由检之所以筹不到钱，不只是因为他的臣子目光短浅，更因为他家祖先早就把朱家的信誉消耗殆尽了。
唐朝快灭亡那会儿，全国还有快一半的地方势力，仍然老老实实地给那个没啥用的李家皇帝送钱送物。南宋为啥能在蒙古大军猛攻下撑了快五十年还没倒？就是因为它能收上税来，而且那些有权有势的大户们，大多都愿意借钱给朝廷，这样前线的仗才勉强能打下去。就连名声最臭的清朝到了快完蛋的时候，不仅有洋人主动借钱，只要“老佛爷”一开口，国内的有钱人也从来不含糊，该给的都给。
五千年来，朝代更迭无数回，要真说哪个朝代最不讲信用，明朝那绝对能排上号。
老朱家咋就落到这步田地了呢？
【01】
要说这背后的主要“祸根”，那得从大明宝钞谈起了。
讲到纸币，对咱们祖先来说，这早就不算什么新奇东西了。为啥呢？因为那时候贵金属少啊。所以，唐朝那会儿，纸币的雏形就冒出来了，到了宋朝，纸币更是成了金属钱币的重要帮手。等到了元朝，蒙古人直接把纸币定为全国唯一的正式钱币，铜钱、银子这些统统都不要了，不管你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得用纸币，谁不用就找谁麻烦。
朱元璋起义成功之后，大力整治混乱、恢复汉制，却偏偏对蒙古人创立的那套货币制度情有独钟，根本没想过要废除它。毕竟，印几张纸就能当钱花的便宜事儿，谁不愿意干呢？
但老朱发行的大明宝钞，和之前任何一个朝代的纸币都有根本上的差别。
唐宋时期，纸币全由私人来发行，官府只负责监督，可别想着官府缺钱了就自己印几张来花，那是不可能的。到了元朝，纸币就都是官府印制的了，不过一向行事不靠谱的蒙古人，在这件事上却做得相当到位——他们不仅创立了纸币发行的准备金制度，有效防止了纸币过量发行，还特别注重维护纸币的信誉。至少，蒙古人去收税或者到民间采购物品时，和老百姓一样，既用大元宝钞支付，也接受大元宝钞。
但到了大明宝钞这儿，朱老板压根儿没想过要设什么储备金，也不觉得需要啥抵押，想拿这纸片子去换金银财宝，那简直是白日做梦。纸币用旧了、破了，想免费换个新的？抱歉，朝廷可不管这事儿，您只能自认倒霉了。
更离谱的是，他只要一缺钱，马上就让人印钱。而且，朝廷拿宝钞跟百姓换东西，可百姓给官府交税时，不管是粮食、丝织品，还是别的杂七杂八的东西，甚至是被禁止流通的铜钱、银子，官府统统都收，就唯独不收那唯一合法的大明宝钞……
这不就是明目张胆抢老百姓的钱，想置人于死地吗？
朱老板当政那会儿还算收敛，毕竟那时贪官和地主多，钱好捞，不单靠大明宝钞过活。可等朱老四一上台，发现能捞的油水都被他老爹捞得差不多了，只能狠狠盯着大明宝钞这只“独苗”羊毛使劲薅了。
朱棣坐了二十二年龙椅，这期间又是亲自带兵打漠北，又是挖通运河，又是把都城搬到北京，又是四处征战，又是六次派船队下西洋，又是组织人编了部《永乐大典》……这么说吧，朱棣这一朝干的事儿，别的皇帝几辈子都干不完，花的钱也够别人几辈子花的……可大明朝的家底早被他老爹折腾得快空了，他这些钱都是哪儿弄来的？
答案不难找，瞧瞧户部下属的宝钞提举司里那印钞机，是彻底歇菜还是冒烟罢工，就一清二楚了。所以，洪武末年黑市上，面值一贯的大明宝钞还能换500文铜钱，可到了永乐末年，就只能换10文了，而且这还是新钞的价格。要是拿旧钞去，恐怕连擦屁股都嫌它太硬。
在历史上，能和朱棣发行的大明宝钞相提并论的，恐怕只有常凯申先生推出的金圆券了。可以说朱棣几乎是搜刮了全国百姓口袋里的最后一分钱，才成就了他的一番伟业。
可这世上哪有什么真正的笨蛋，摔过一跤自然就学乖了。所以从永乐年间中期起，民间早就不用大明宝钞了，转而用铜钱、金银这些硬通货。要是官府管得太死、抓得太紧，大家宁可回到最原始的以货换货，也绝不再听官府那一套。
大明朝彻底没了百姓的信任，再也不能随意搜刮民脂民膏了，它那所谓的“开国时的盛景”也就此一下子消失了。朱老四那些雄心勃勃搞的大计划和小把戏，也开始变得没意思或者进行不下去了。
虽说钱不是啥都能搞定，但没了钱可真是啥都难办。
【02】
世间万物都有个承受的限度。好比一匹好马能驮两百斤东西，你偏要它驮三百斤，它也不是完全驮不动。但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会让马累出病来，甚至丢了性命。
马是这样，人如此，国家亦是如此。自秦至清，未曾有过哪个正统王朝如同明朝，开国的头两位君主竭尽全力地透支国力与民力。这使得大明虽新立，内里却已孱弱似暮年老者。
可这两位主儿特别有主意，别人怎么劝都没用，动不动就要砍人脑袋，所以大伙只能干瞪眼，看着他们瞎折腾。结果朱老四一去世，他那“圣孙”朱瞻基就急着开始撤军丢地——奴儿干都司、安南、塞北那些卫所，还有三宣六慰，全被他像扔破鞋一样扔了。这种操作一直持续到嘉隆万年间，连安西七卫和乌斯藏都司那几百万平方公里的地盘，都被朱家皇帝一代接一代地当累赘甩了出去。
明朝那超过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庞大领土，其实只保持了二十多年。之后领土便不断被舍弃，面积持续缩减，到万历时期就只剩不到四百万平方公里了，几乎和两千年前的秦朝疆域差不多大。
再说说战马这事儿。蒙古人撤走前，给朱元璋送了份厚礼，差不多有上百万匹好马。可才过了不到三十年，到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的时候，就只剩十万匹了。晋王朱棡一看，吓坏了，赶紧给他爹写信，说别再北伐了，再这么乱来，咱们以后都得骑驴上阵啦。
可惜朱老板压根不把他当回事，靖难之役后的朱老四更是热衷于追求功名。于是，大明开国时那支勇猛无比、能把草原上长大的蒙古人都打得落花流水的骑兵，渐渐变得有力无处使，到最后，连四条腿的战马都只剩两条腿的步兵了，反过来被蒙古人或满洲人打得落花流水。
当然，这些问题虽然挺棘手，但还没到动摇国家根基的地步。那到底什么才能动摇呢？说白了，就是财政。
朱老板大概算是历史上最矛盾的建国皇帝了。政治上他控制欲极强，不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还把沿袭几千年的宰相职位给废了，把所有大权都攥在自己手里，甚至恨不得连百姓怎么呼吸都要插手。但经济上他又特别大方，几乎把所有权力都交给地方，管得非常宽松。
这样说好了，从秦朝到元朝，各个朝代的朝廷每年能收上来的钱财，差不多都有几千万两白银那么多。宋朝最有钱的时候，收入能超过一亿两白银，但过了两三百年到了明朝，情况又如何呢？
1602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年那会儿，户部的人兴冲冲地跑去跟朱翊钧报喜，说今年全国的银子加起来有2295.3万两，这可是大明开国以来最有钱的一年，把皇帝乐得鼻涕都笑出来了。
但事实上，这不到2300万两的白银，仅仅记录在户部的账本上。因为其中大部分，都是用粮食、丝绸等实物税换算来的数目。更关键的是，这些换算来的大部分白银，早就按照朱翊钧祖辈定下的规矩，直接在地方上被分光了。
最后能运到京城，让万历皇帝朱翊钧能亲眼瞧见、亲手摸到、随心花用的银子，不过区区三百万两。这在哪个朝代，都是个让人笑掉大牙的荒唐事，或者说是能让皇帝龙颜大怒、无数官员掉脑袋的惊天大事。但在大明朝，这却成了每年都有的平常事，甚至还成了件值得庆贺的大好事，能让朝廷上下都过个富足年。
别的朝代不管一年税收是几千万还是上亿两，大部分最后还是要通过“财政转移”回到地方，这和明朝甚至现在的情况差不多。所以朱元璋觉得，非要大老远把银子运到京城，简直是多此一举，是那些贪官为了从中捞取“火耗”好处费才想出的“坏点子”。于是他直接下令，让地方收了税后直接“就地分配”，只有一些特定的税项和剩余的钱才交给中央。
这么做虽说减少了好多浪费，可也让中央没了管地方、控地方最管用的法子和工具，财政方面管不住，贪污腐败就到处冒头，根本没法监管。更关键的是，朝廷收的那点钱常常连日常花销都不够，还得去借钱，这样一来，不管皇帝想干啥，总是缺钱，更别说集中精力办大事了。
要不朱老板咋会对抄家这么起劲，朱老四又咋会那么爱搞印钱那一套呢？毕竟除了这些，他们还能从哪儿搞到钱啊？
但开国的两位祖宗有捞外快的能耐，朱家后辈却一个都没学到。结果啥事儿都干不好，只能干瞪眼看着大明朝的国势像坐滑梯，一年比一年差。
【03】
不过这也不完全算坏事。要是从朱瞻基到朱由检都跟他们老祖宗一样，不顾脸面地拼命搜刮民脂民膏，估计要不了多久大明朝就得完蛋，哪还轮得到建州女真的后代来捡这个大便宜。
可不管怎么削减开支、撤走军队，朝廷每年到手的银子还是少得可怜，毕竟“老规矩”不能随便改呀。所以从朱瞻基到朱由检，大明的皇帝们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像太祖、成祖那样花钱如流水，他们连想都不敢想。
赚不到钱时，就得在节省上动动脑筋。所以，翻看明朝的各类史书，常能看到这样的场景：朝廷一旦财政吃紧，大臣们便齐声指责皇帝花钱无度，得省着点儿花。
明朝那会儿，国库收入本就不多，可皇帝花钱却挺大方。不过，要说大明朝的钱全让皇帝给挥霍了，这也太夸张了。可大臣们为啥就揪着皇帝那点儿私房钱不放，一个劲儿地指责呢？
原因其实特明了，就是彼此都在给对方找不痛快呗……
古往今来，不管哪个朝代的皇帝再怎么爱财，也不敢亏待为自己卖命办事的臣子，给他们的俸禄自然是很丰厚的。就说宋朝吧，像包拯这样的大清官，做开封府尹时，职位大概相当于现在的正部级，一年下来，把各种工资、福利、补贴都算上，按粮食价格换算，差不多能顶现在的五六百万。而像王安石、范仲淹这些当宰相的，要是过年回家没带回个千八百万，怕是连家里的床都上不去。
用高工资防止腐败——关键得是真正的高工资，对大多数人得有吸引力。所以整个宋朝，虽然坏蛋官员不少，但因为贪钱而臭名昭著的却不多，至少没像明清那样，几乎每个官都贪。
但朱老板的思维方式和别人明显不同。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过往经历，他不仅极度厌恶当官的，还对他们特别不放心，自然不愿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那待遇能差到啥地步呢？打个比方，在大明朝，就算你官至一品、做到官场的顶端了，一年到头辛辛苦苦挣的合法收入，还比不上宋朝一个九品小官半年的收入……
都落魄成这样了，这少得可怜的收入还只是理论上能拿到的，现实中别想全额到手，能拿一半都算烧高香了。为啥会这样？原来是朱老板给手下大臣们定的工资低得离谱，可他还不满足，觉得给多了，于是又搞出个“折色”的花样来。
折色是啥意思呢？举个例子说明——朱老板有规定，知县作为大明朝1138个县里最大的官，一般官职是七品，每年能拿90石粮食当工资，差不多有8吨重，听着挺多的吧？但在折色这规矩下，县太爷实际每年到手的粮食就24石（约2吨），剩下的都得换成宝钞和别的东西给。就像松江府（现在上海那块儿）特产是棉布，收的税也大多是棉布，那松江府下面的华亭、上海两个县的知县老爷，工资就是由粮食、宝钞和棉布组成的。
兑换比例是这样的，一石米能换15到20贯的钱，一匹棉布能换20石米……
这简直就是在明抢啊。要知道，当地一石米（大概182.5斤重）也就卖2两银子，而最好的一匹棉布连1两银子都不值。更别说大明宝钞了，白送都没人稀罕。
所以，县太爷原本一年有相当于180两银子的俸禄就已经够可怜了，可实际上到手的还不足三分之一。这点钱放到现在，申请个低保都完全没问题。
想每月拿三千块工资？在明朝，你起码得当上知府这个级别的官才行……
【04】
如今要是谁一个月只挣一千多块，那日子就算再怎么精打细算也难维持。更何况在大明朝做官，既要维持“官样”，也就是吃穿用度都得有排场，还得请师爷、雇仆人，要打点上下关系、应付各种迎来送往的场合，更得攒些家底。不然哪天碰上丁忧之类的事，那可就得有好几年没有收入了。
这点薪水怎么够花呢？
钱不够用咋办？那只能想办法去挣点了。
朱元璋制定的那套对官员特别吝啬的俸禄制度，其实就是在变相地迫使大臣们走上贪腐之路。大臣们若不愿贪，就只能效仿海瑞那样清贫度日，但海瑞岂是人人能当的？他一生与贫困相伴，母亲过生日买斤猪肉都能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议话题，最终妻儿因病饿离世，自己去世后连丧葬费都凑不齐。
都是清廉的好官，包拯虽说也清廉，但多少还有些家底。可海瑞那才叫真正的穷得叮当响，啥都没有。
明朝历经276年，当官的人少说也有几百万，但真正能做到一清二白、不拿朱家半分钱的，就只有海瑞一人。难道其他官员就全是贪官吗？我觉得，真正一开始就打算当贪官的，其实没几个，最多也就几千到几万人。剩下的那些，其实是没办法才贪的，是被朱家皇帝给逼得走上了贪路。
工资待遇不过是其中一个因素罢了。我觉得，当朱元璋借着处决胡惟庸的由头废除了宰相制度时，全天下的读书人便已心灰意冷；待到朱祁镇将忠臣于谦处死之后，愿意为这个朝廷拼死效力的人几乎找不到了；等朱翊钧连死后的张居正都不放过、想要开棺鞭尸时，肯为朱家王朝卖命的人也就没几个了。
老朱家那些不地道的做法，早就让天下人都对他们失去了信任。他们之所以还能厚着脸皮撑这么多年，一是因为沾了老祖宗的光，毕竟他们得天下名正言顺，二是也先、俺达这些对手，还有建州的贼人和闯王的乱军，实力实在不咋地。
大明那会儿，朝廷上下半死不拉的，君臣间每天就忙着互相拆台找茬。
对大多数大明朝的官员而言，给朱家当差，说什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瞎扯，连养活家人都成问题，那也就只能给自己谋点私利了。
人们常说明朝头号大贪官是严嵩。这人在被查办时（虽说严世藩提前藏起了一些钱财），还是被搜出了上万两黄金、二百万两白银，五十七处房产、两万多亩地，还有上千件古董宝贝。负责这个案子的大学士徐阶还专门让人把查出的财物列了个详细单子，印成了厚厚的《天水冰山录》，好给后人提个醒。
几年后，徐阁老告老还乡，却碰上了以刚正不阿闻名的海瑞。海瑞在负责重新丈量土地时，发现徐家在松江一个地方就占了至少四十六万亩地（还有种说法是一百三十五万亩），另外还有好几百家店铺，两万台织布机，家里的奴仆杂役更是多达数万……估算下来，徐家的总财产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两白银，至少是严阁老家产的两倍。
老徐在当官前，家里也就算个中等水平。可他做了四十多年官，至少也攒下了如今值30亿的财富。即便如此，史书上还是给了他“贤相”的美名。
为啥严阁老贪得无厌被骂，而更会聚财的徐阁老却成了好宰相呢？
答案其实不难，关键看你除了为自己谋利，还能让谁得到好处。
【05】
不管正史还是野史，在大明朝所有皇帝里，要说口碑最好的，那得是朱佑樘，甚至还有人把他吹上了天，说什么“自三代以后，能称得上贤明君主的，也就汉文帝、宋仁宗和我们明朝的孝宗皇帝”，这话听着让人尴尬得能用脚趾抠出套三居室来。实际上，论治国才能、军事功绩还是勤政爱民这些方面，朱佑樘在明朝十六位皇帝里都算不上突出，没啥特别亮眼的表现。以至于后来的人实在没啥可吹的了，只能硬着头皮吹他第一个实行皇帝一夫一妻制……
别先说这事儿本就是胡编乱造，也别管在那个时候这根本不是什么光彩事儿，就问问那些写历史的官员们，为啥非要一个劲儿地吹捧朱佑樘呢？
理由挺直白的，明朝十六个皇帝里，就他这么一个特例，铁了心跟文官士大夫站一边，朱高炽顶多算半个——别看这位胖皇帝在位才八个月，当太子时再怎么装怂，老爹一走就原形尽显，彻底放飞。就因为翰林侍读李时勉好意劝他注意身体、少近女色，他直接夺过武士的金瓜锤，把李时勉三根肋骨给打断了。
就这样，人没了之后还能得到“仁宗”这么个庙号。看来这“仁”字，在朱家皇帝眼里真是不值钱啊。
剩下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看那些大臣们的目光，都像是防着小偷一样。
朱老板和他家那老四都是实干派狠角色，看谁不顺眼就直接动手解决、抓人关押，谁敢反抗？可他们的后代却没这能耐和威信，但防贼抓贼的事儿不能落下，于是慢慢形成了三大派别：隐身派、放犬派和复古派。
朱见深是神隐派的创始人。这孩子小时候被父亲和叔叔之间的争斗吓坏了，结果落下了口吃的毛病，吵架根本不是别人的对手。憋了一肚子火后，他在成化七年（1471年）开始闭门不出，一直到去世（1487年），整整15年谁都不见。大臣们的奏章，看着顺眼的他就批一下，看着闹心的直接烧了，爱咋咋地，反正就是不管。
皇帝若不露面，国家大事谁来管？办法倒也直接，挑几个像万安、刘珝、刘吉这般，嘴甜会哄人、办事顺着来的“软蛋阁臣”当替罪羊。骂名你担着，麻烦事你扛着，我自个儿乐得清闲，有空就炼炼丹，岂不美哉。
要说神隐派里最厉害的大佬，那还得是朱厚熜。大礼议那档子事儿把他烦得不行，后来干脆自我闭关，一闭就是24年。期间他把严嵩父子推到前面挡事儿，自己却在幕后操控一切，把所有人都玩得团团转，这才是真正的顶级玩家。
但这家伙把所有本事都用在窝里斗上了，遇到外头的倭寇和北边敌人就啥用没有了，结果朱厚熜活得越久，大明朝就越走向衰败。
要说把神隐派彻底整垮、名声搞臭的，那得是朱翊钧。他一开始看张居正占着位置不走，自己上去一试发现干不来，又因为选太子的事天天被大臣们骂得狗血淋头，干脆也撂挑子不干了。不过，和之前两位门派大佬闭关修炼还不耽误正事儿不同，朱翊钧是彻底放飞自我了——三十年不出宫门半步，不祭天、不祭祖、不上朝、不接见、不批奏折、不讲学，啥事儿都不管。不仅自己不操心，还不让别人管，具体就是哪个官位空了也不补人，让朝廷彻底停摆。结果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六部九寺的官员空缺了七八成，都察院连续几年连个人影都见不着，六科十三道原本有150个编制，最后就只剩下9个人了……
所以，就连满洲人也认为“人们说明朝的灭亡，其实是从神宗时期就开始了，这难道不合理吗”（《明史·卷二十一·本纪第二十一》），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了。
再说说那“放狗派”，就是皇上自己没本事，又不愿混日子啥也不干，便打发太监这条“忠犬”去和大臣们斗个你死我活。不管最后谁被谁斗垮了，他都不会觉得可惜。
养狗派的老祖宗是朱瞻基。这位宣德年间的皇帝，不仅开了内书堂的先河，系统性地提升太监们的文化素养，更关键的是给了司礼监批阅奏章的权力。要是没这权力，明朝的太监就算再折腾，也掀不起什么大风浪。
明朝时，政令要传达执行，起初得先交给宰相筛选一番，重要的再呈给皇帝定夺，不重要的宰相自己就处理了。可朱元璋疑心重得很，总怕被糊弄，就借着胡惟庸这事儿把宰相给废了，啥事儿都自己管，谁也别想掺和。
听说朱元璋每天得看上千份奏折，这股子拼劲儿和热情，也就他能做到，旁人可都吃不消。所以朱棣后来只好又弄了个内阁出来，没了宰相的名头，干的活儿却差不多。
但朱瞻基认为这样不行，毕竟宰相都能耍些小手段，内阁为啥就不能？可要他像曾祖父那样天天从早忙到晚，他又觉得太累，于是就想了个折中的办法，给内阁制度加点新规矩。
简单来说，奏章不再先交到内阁，而是先送到皇宫内的司礼监，让那里的公公们先筛选一遍，挑出重要的，等皇帝同意后再交给内阁。这时，内阁会在一张小纸条上写上处理意见，贴在原来的奏章上，这个过程叫“票拟”，然后再交给皇帝看。皇帝如果同意，就画个圈表示认可，司礼监盖上章后才算生效，这个过程叫“批红”。要是皇帝不同意，就退给内阁重新写意见，直到皇帝满意。
由于公公们不能生养儿子，身份又是皇家的奴仆，所以朱家皇帝对他们颇为放心。再加上明朝的皇帝大多不勤于政事，司礼监就很容易让皇帝按他们的想法来治理国家，结果明朝的宦官专权现象就越来越严重了。
所以啊，虽说宣德年间没出现过特别有名的太监，但朱瞻基绝对算得上是派太监出马这一招的创始人。后来，但凡皇帝搞不定大臣，或者懒得跟他们费口舌，第一反应就是让太监去搞定——像朱祁镇、朱厚照、朱由校这些皇帝，都是这一招的高手。
【06】
说起那个复古派啊，感觉就朱由检一个光杆司令。为啥叫复古派呢？就是没当明君的命，却得了明君的病，具体表现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看谁不顺眼就一顿狠收拾。要说比朱由检厉害一万倍的朱瞻基、朱厚照、朱厚熜他们，都不敢这么干，他却干得毫无顾忌，这能有好结果吗？
所以大明要是还不灭亡，那可真说不过去了。
朱高炽和朱常洛下台太快，不用考虑他们，朱祁钰一门心思想除掉他哥，其他事儿都顾不上。剩下的朱允炆和朱载垕，其实和朱佑樘一个样，都想和文官们打好关系，可为啥就没个好口碑呢？
朱允炆嘛，被他四叔给整成了假皇帝，文官们心里再惦记也不敢明说。再说朱载垕，他看重的两个高拱和张居正，在文官里简直就是另类，不琢磨怎么从皇家那捞点好处，偏要一门心思振兴大明，还差点让他们办成了……要是大明真振兴了，文官们还能有好日子过？徐阁老还怎么在江南当他的大地主？所以像朱载垕这样“不会看人、不会用人”的，要是还能有个好名声，那才真是见了鬼。
在明朝那会儿，皇帝们大多都想着独揽大权、唯我独尊，让所有反对自己的人都靠边站。而大臣们呢，就天天盼着皇帝能“亲近贤良，疏远奸佞”，然后皇帝能悠闲地坐享其成，把所有权力都交给文官们去管。说来说去，这矛盾就是没法解决。
实际上，这个问题在各个朝代都存在过。不过不管当时争得多激烈，最后或多或少总能找到点折中的办法，至少还能一起做事，只是合作程度不同罢了。反观那种彻底闹翻、根本没法一起过的，五千年来也就明朝这么一回。
在历代开国君主里，朱元璋出身最低，毫无争议。他虽有雄才大略，可也有不少毛病。像完全不懂经济，权力欲和占有欲强到离谱，还疑心病特别重。更糟糕的是，他身上的优点，除了朱老四等少数人，基本没传给后代，缺点却被那些不争气的子孙全盘继承。另外，朱元璋为防外戚专权损害朱家利益，定下规矩，朱家皇帝和太子只能娶小户人家的女子为妻，这导致大明皇室基因越发混杂。像朱翊钧就是典型，他外祖家几代都是泥瓦匠，母亲李彩凤几乎不识字，这位万历皇帝把母亲家族自私贪婪的毛病学了个遍，把本就问题重重的大明彻底推向了深渊。
当皇帝的没脸没皮，天天瞎折腾、见人就怼，起初老百姓还能忍气吞声。可日子一长，谁也受不了这气，谁还惯着他们这臭毛病？
所以成化年间以前的内阁大臣，退休后回到家乡，生活大多也就达到个中等富裕水平。但到了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哪个不是富得流油，没成为当地的首富都不好意思跟人交往，连高拱、张居正这样的能人也一样。你不是立下规矩“严禁船只出海”吗？那我就大量走私，还不用交税，简直太划算了。你姓朱的要是敢来查私，我就敢煽动倭寇作乱——其实，让整个南中国乱成一团的嘉靖年间的倭患，日本人不过是用来当幌子的，连在北京闭关不出的朱厚熜都清楚：“江南的海上警报，倭寇只占三成，而中国内部的叛逆却占了七成”（《明世宗实录·卷四百三·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壬寅》）。
后来倭寇表面上是被打垮了，可实际情形却更坏了，南方很多地方在经济上几乎自成一派。既不向朱家朝廷交税，又对朱家朝廷的一切命令都加以抵制。结果，每年往北方运送的漕粮数量，从四百万石一下子跌到了不到百万石，让原本军饷充足、不可战胜的大明边军变得穷困潦倒，最后让建州叛军和闯王起义军捡了大便宜。
所以这才有了西方学问传到东方，商业工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各种新事物开始冒头。要是朱家王朝还稳坐江山，哪会让你有冒头的机会，稍微有点苗头就得给你连根拔起。
可不管怎样，君与臣、官和民的关系都扭曲成这样了，还能撑上快三百年，真得让人竖起大拇指直呼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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